撰文:陳睿君 Martin Chan,戴圖斯律師行顧問律師
2026年11月11日,《紐約時報》引述五名曾在英偉達(NVIDIA)工作的人士報道,時任行政總裁黃仁勳與一名向他匯報的英偉達高層有戀愛關係(《紐約時報》中英雙語版)。同一報道指,英偉達拒絕發表聲明,該名高層未有即時回應置評要求。記者致電黃仁勳,問及這段關係時,他說「我認為你不應直接找我談話」,隨即掛線。2026年11月12日,英偉達宣布黃仁勳已辭去總裁、行政總裁及董事職務,即時生效(英偉達新聞稿)。
以上是傳媒引述匿名消息來源的報道。英偉達的公告沒有提及有關報道,也沒有交代辭職原因。本文並不假設任何報道準確、任何指稱屬實,或任何人曾有不當行為。不過,這些報道提出了一個香港僱主可能待到事情緊急時才處理的問題。高層與匯報線內的人員有戀愛關係,法律究竟規管甚麼?
本文討論一個假設情況。一家香港公司的行政總裁與一名向其匯報的高級經理(下稱「經理」)有未披露的戀愛關係。以下只以此說明香港法律,並不分析美國法律,也不評論上述報道所涉事件或任何被提及的人士。
《性別歧視條例》如何看待辦公室戀情
本文討論的《性別歧視條例》(第480章)條文,針對的是性騷擾、歧視及使人受害的行為,並非以同事有否戀愛關係為準則。條例對性騷擾的第一類定義,着眼於不受歡迎的性要求、不受歡迎的獲取性方面好處的要求,或其他不受歡迎並涉及性的行徑(第480章第2(5)(a)條)。上司與下屬有戀愛關係,本身並非這些條文規管的對象。
僱主仍可把這類關係視為管治問題。以英偉達公布的《行為守則》為例,「投資或私人關係」被列為「可能引起利益衝突」的活動類別。守則亦指出,如有這類衝突,相關人士會立即退出該事項的決策工作(英偉達《行為守則》第7頁)。
在香港,要注意的法律風險包括如何運用職權、關係結束後發生甚麼,以及僱主如何調查和處理離職。
職權如何引起法律申索
法律上要考慮的是,掌握職權的一方有否違法或違反責任,不論該方是僱主、行政人員還是董事。視乎事實,可能涉及《性別歧視條例》所禁止的行為,也可能涉及行政人員或董事違反對公司的責任。如何運用匯報關係,可以影響職級較低僱員提出的數類不同申索,也可以影響僱主向較資深僱員追究的依據。
性騷擾要逐項行為判斷是否受歡迎
按《性別歧視條例》,任何人向女性提出不受歡迎的性要求或不受歡迎的獲取性方面好處的要求,或就她作出其他不受歡迎而涉及性的行徑,而在有關情況下,一名合理的人在顧及所有情況後,應會預期該女性會感到受冒犯、侮辱或威嚇,即構成性騷擾(第480章第2(5)(a)條)。條例第3或4部中,提述騷擾女性的條文,亦視為同樣適用於男性,相關定義須作必要的變通(第480章第2(8)條)。
準則要求顧及「所有情況」。我們認為,兩人之間的匯報關係也在其中。定義亦須按個別性要求、請求或行徑判斷。某段關係曾經是雙方所願,不能單憑這一點便判斷後來的行為是否不受歡迎。以下三類情況值得留意。
一是把關係與事業發展連在一起。平等機會委員會(平機會)的《性別歧視條例僱傭實務守則》(下稱《守則》),把提出不受歡迎而為獲取性方面好處的要求,列為可構成性騷擾的行為,並以暗示在性方面合作或容忍性要求有助事業發展為例(平機會《僱傭實務守則》第6.1.2段)。如提出要求的人同時掌握考績、薪酬及晉升,下屬可能指稱,對方雖未明言,卻已有這種暗示。是否有暗示,須按事實判斷。
二是關係結束後的情況。一方結束關係後,另一方仍提出性要求或施壓,須按同一定義評估。《守則》指出,視乎情況,單一次事件已可能足以構成性騷擾(《守則》第6.3段)。
三是事後對關係的描述。一段關係在當時獲雙方形容為雙方自願,事後卻可能由其中一方作出不同描述,尤其關係不愉快地結束時。遇到這類爭議,當時的訊息往往是重要證據,而且可能支持任何一方。訊息可能顯示雙方自由選擇交往,也可能顯示下屬因自覺無法拒絕,而設法應付資深同事的期望。
同事面對的敵意工作環境
性騷擾的第二類定義,涵蓋任何人獨自行事或與其他人共同作出涉及性的行徑,對該女性造成有敵意或具威嚇性的環境(第480章第2(5)(b)條)。這一類並沒有使用「不受歡迎」一詞。《守則》指出,一連串事件即使個別看來未必冒犯他人,合起來考慮卻構成性騷擾,僱員也可能因此身處有敵意的工作環境(《守則》第6.4段)。這類定義針對涉及性的行徑。單有戀愛關係並不足夠。同事能否援引此規定,要看實際發生了甚麼行為,以及對其工作環境有何影響。
同事也可能投訴,經理在晉升或薪酬方面獲優待。因戀愛關係而偏袒某人,是否構成《性別歧視條例》下的歧視,較難下定論。我們尚未見有香港判決解決這個問題。實際上,同事認為有偏袒,可能引起內部申訴及離職,也可能令僱主更難為本身的決定辯解。
不利待遇及使人受害的歧視
《性別歧視條例》規定,僱主在香港機構僱用女性後,如在給予她晉升、調職或訓練機會,以及其他利益、設施或服務方面,或拒絕或故意不給予這些機會,在僱傭條款方面,或藉解僱她或使她蒙受其他不利而歧視她,即屬違法(第480章第11(2)條)。這裏的「歧視」,指條例定義所列條文涵蓋的歧視,其中包括第9條的使人受害的歧視(第480章第2(1)條)。
按第9條,如某人因受害人或其他人曾作出某些行為,而給予受害人的待遇,較其給予或會給予其他人的待遇為差,便可能構成使人受害的歧視。這些行為包括就任何人按條例對歧視者或其他人提出的法律程序提供證據或資料,以及指稱歧視者或其他人曾作出某項行為,而該行為即使指稱本身沒有如此說明,仍會構成違反條例(第480章第9(1)(b)及(d)條)。不過,如給予某人較差待遇是因該人作出指稱,而指稱屬虛假及並非真誠地作出,則不適用(第480章第9(2)條)。就使人受害的歧視而言,提述女性的條文亦視為同樣適用於男性(第480章第9(3)條)。
僱主回應關係所引起的問題時,也有法律風險。假如經理指稱遭性騷擾,卻因此遭調往同級職位、調低考績,或被以管理手段迫使離職,便可能提出使人受害的歧視申索。按第9條的文字,除非指稱屬虛假及並非真誠地作出,這類申索並不取決於性騷擾指稱最終是否成立。提供資料的同事也可能處於類似位置。《守則》列舉僱傭範疇中可能構成使人受害的歧視的情況,包括向機構提供有關歧視投訴的資料(《守則》第7.1.5段)。
行政人員或董事違反責任
行政總裁也可能違反對僱主所負的責任。在 Hu Yangyong v Alba Asia Ltd 一案,高等法院原訟法庭表示,法律教科書對即時解僱原則的概述有助其分析。當中一項原則是,僱員違反真誠及忠誠責任,可能足以成為即時解僱的理由(Hu Yangyong v Alba Asia Ltd [2025] HKCFI 2484,第94(4)段)。該案涉及開支申領,並非辦公室戀情。
在上述假設中,僱主可能指行政總裁隱瞞關係,同時就經理的薪酬、花紅、晉升或預算作出或影響決定,令個人利益與僱主利益衝突。這是否違反責任、程度有多嚴重,須視乎事實、合約條款及任何適用政策。
行政總裁如兼任董事,公司也可能以同一批事實指稱其違反受信責任。終審法院曾指出,利益衝突規則通常表述為,受信人不得使自己處於個人利益與職責衝突的位置,而有關衝突須有真實而切實的可能性(Cheng Wai Tao v Poon Ka Man Jason [2016] HKCFA 23,第74段)。該案涉及唯一董事另開餐廳,並非辦公室戀情。
可以向誰申索、在哪裏及何時提出
個人責任及僱主的轉承責任
受僱於香港機構的人,如騷擾正謀求或已受僱於同一僱主的女性,即屬違法(第480章第23(3)條)。行政總裁與經理如受僱於同一僱主,經理便可能向行政總裁個人提出申索(第480章第76(1)(c)條)。僱員在受僱工作過程中所作的事,亦同時視為由僱主所作,不論僱主是否知悉或批准(第480章第46(1)條)。如僱主證明已採取合理地切實可行的措施,防止僱員作出該行為,或在受僱工作過程中作出同類行為,便可作抗辯(第480章第46(3)條)。
這項抗辯要看僱主曾採取哪些措施防止有關行為。被投訴的是行政總裁時,僱主應能指出有哪些措施毋須依賴行政總裁,例如設立不經其匯報線的投訴渠道,並由該匯報線以外的人決定如何處理。
審理法院、補救及訟費
指稱某人作出《性別歧視條例》第3或4部下違法的歧視或騷擾行為,可像其他侵權申索一樣提起民事法律程序(第480章第76(1)條),並由區域法院審理(第480章第76(3)條)。區域法院可作出的命令包括宣告答辯人作出違法行為、命令其僱用或再度僱用申索人或給予申索人晉升,以及支付補償性損害賠償或懲罰性或懲戒性損害賠償(第480章第76(3A)條)。就違法歧視或騷擾行為判給的損害賠償,不論有否其他項目,亦可包括感情損害賠償(第480章第76(6)條)。
按《區域法院條例》(第336章),區域法院行使《性別歧視條例》下的司法管轄權時,不受證據規則約束,並可用其認為適當的方式就任何事宜取得資料,但須適當顧及各方獲公平聆訊的權利、按案件的實質是非曲直作出裁斷的需要,以及迅速聆訊的需要(第336章第73B(5)條)。訟費原則上由各方自行承擔,除非法院認為訴訟屬惡意或瑣屑無聊,或有特殊情況足以判給訟費,而另作命令(第336章第73B(3)條)。因此,即使答辯人勝訴,也不能假定可取回訟費。
申索時限可能比預期長
一般而言,申索須在被投訴行為發生之日起計24個月內提出(第480章第86(1)條)。如曾就該行為向平機會投訴,平機會以書面核證的投訴提出日至處理完畢日期間,不計入時限(第480章第86(2A)條)。法院如顧及案件所有情況後,認為延長時限屬公正及衡平,也可考慮逾期申索(第480章第86(3)條)。持續一段期間的行為,則視為在該期間結束時作出(第480章第86(5)(b)條)。
向平機會投訴另有時限。被投訴的行為如已發生超過12個月,平機會可不進行或中止調查(第480章第84(4)(c)條)。單在公司內部申訴,不會暫停法院申索時限。按上述法定規則,內部投訴結案多月後,仍可能有人向法院提出申索,因此應保存內部檔案。
公開司法
雙方不應假定爭議會一直保密。X and Another v Z是原訟法庭於2020年就延續臨時禁制令申請所作的判決,禁制令旨在制止騷擾及恐嚇,源於兩名同事之間的私人關係。該案並非按《性別歧視條例》提出的申索。法官指出,一般原則是司法程序公開進行,判詞亦列出當事人姓名(X and Another v Z [2020] HKCFI 826,第58段)。只有在特殊情況下,限制公開確屬確保妥善司法所必需,才可偏離原則(X v Z,第61段)。涉及私隱或保密,本身並非公開司法的一般例外(X v Z,第65段)。尷尬、不便、專業聲譽受損,甚至非常嚴重的經濟損害,本身均不足以支持限制公開(X v Z,第66段)。
法官亦表示,公開司法是達致目的的手段(X v Z,第67段)。按該案具體事實,法官下令非公開聆訊及匿名命令繼續生效,直至另有命令為止(X v Z,第173及179段)。當事人可以申請匿名,但必須有充分依據。行政總裁及公司在訴訟開始前,便應考慮聲譽曝光的風險。
僱主的抗辯要預先準備
《守則》指出,沒有遵循其建議,不會自動令任何人須對法律程序負責,但不採取建議可在法院用作證據(《守則》第4.2段)。如僱主遵循《守則》提供的具體指引,也有助法院決定僱主是否已採取一切合理地切實可行的措施(《守則》第4.5段)。《守則》沒有專門處理匯報線內的戀愛關係。以下是僱主可考慮的部分實務措施,並非《性別歧視條例》或《守則》的要求。
- 披露關係。可要求匯報線內有戀愛關係的人,向該匯報線以外的指定人士披露,例如人力資源主管。涉及行政總裁時,可向主席或獨立董事披露,而毋須一概禁止這類關係。
- 迴避決策。讓資深一方退出涉及較低職級一方的薪酬、花紅、考績、晉升及紀律事宜的決策,並記下改由誰負責。
- 審慎調職。更改匯報線往往合理,但若一律調走職級較低的一方,或令其僱傭條件變差,本身也可能被指造成不利。因此可考慮調動較資深的一方,並記錄較低職級一方的意見。
- 清晰的渠道。提供可繞過較資深一方的投訴途徑,並明言不容許報復投訴人或證人。
- 培訓領導層。董事會及高級管理層如曾接受培訓,並同受政策約束,政策會更有說服力。
公平調查
暫時停職
《僱傭條例》(第57章)容許僱主在決定是否行使第9條下不給予通知終止合約的權利前,毋須通知或支付代通知金,暫時停止僱用僱員,為期不超過14天(第57章第11(1)(b)條)。按該條暫時停職的僱員,可在停職期間隨時終止僱傭合約,毋須通知或支付代通知金(第57章第11(2)條)。僱主考慮按法例讓高層停職前,應把這項僱員權利一併考慮。有薪行政假或暫停某些職務,未必屬第11條所指暫停僱用。擬採措施的合約依據、薪酬安排及實際內容,應另行核查。
紀錄
內部調查產生的文件,日後可能成為訴訟證據。會面筆記應準確、完整及中立。要求投訴人或答辯人在筆記上簽名時,應讓他們有機會記下不同意之處。上述《性別歧視條例》條文,沒有把申索是否成立與僱主內部程序的結果掛鈎。因此,一份記下「投訴未能證實」的筆記,日後可能由雙方及法院仔細審閱。
調查也應避免預設結果。在作出裁斷前便稱一方為「受害人」,或只依賴一方的說法,不論最終查明甚麼事實,都可能削弱僱主的立場。
讓爭議循正式程序處理
指稱若在正式程序以外流傳,例如經電郵傳給第三者或在社交媒體發布,公平調查便更困難,當事人之間也可能衍生另一宗爭議。清楚交代指定的內部渠道,並提醒各方不容許報復,可減低風險。同時應明文保留各方尋求法律意見、向平機會投訴、向警方舉報懷疑罪行及使用法院的權利。保密指示不應妨礙受法律保障的投訴、提供證據或尋求意見。
證據及個人資料
錄音、訊息及保安錄影片段,可能包含個人資料。《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第486章)對個人資料的定義,包括直接或間接與在世個人有關的資料,從中可切實可行地直接或間接確定其身分,並以可切實可行地查閱或處理的形式存在(第486章第2(1)條)。按附表1的保障資料原則,收集個人資料的方法須合法,而且在個案情況下屬公平(第486章附表1保障資料第1(2)原則)。未經資料當事人的訂明同意,不得把個人資料用於新目的(第486章附表1保障資料第3(1)原則)。這裏的新目的,指原先目的或直接相關目的以外的用途。條例第8部設有豁免,須另行評估。例如第60B條可豁免為香港法律程序,或為確立、行使或維護香港法律權利而需要使用資料時所涉的保障資料第3原則要求。使用原則的豁免,本身不會令非法或不公平的收集變得合規。僱主依賴錄影片段或私人訊息前,應考慮資料如何取得,以及收集時的用途。
離職安排要分清解僱理由與通知
即時解僱只適用於例外情況
僱員就受僱事宜犯下與正當及忠誠履行職責不相符的不當行為,或犯有欺詐或不忠實行為等情況,僱主可不給予通知或支付代通知金而終止僱傭合約(第57章第9(1)(a)(ii)及(iii)條)。僱主亦可按普通法所容許不經通知而終止合約的其他理由行事(第57章第9(1)(b)條)。
在涉及開支申領及不當解僱申索的Hu Yangyong v Alba Asia Ltd案中,法院表示,法律教科書對即時解僱原則的概述有助其分析,當中包括以下幾點(Hu Yangyong,第94段)。
- 即時解僱應視為嚴厲及極端的措施,只有例外情況才合理,而僱主須負責證明有充分理由。
- 單一次不當行為通常不足以支持即時解僱,除非非常嚴重。不過,一連串輕微事件累積起來,也可能構成充分理由。
- 僱主如在即時解僱前容許有關行為持續太久,可能構成默許,令其不能再以該行為作即時解僱的理由。
- 僱主可依賴解僱時未有披露的理由,證明即時解僱合理,甚至可引用僱傭合約終止後才發現的事實作支持。
法院亦接受,即使行為未達不忠實的程度,如其嚴重性足以破壞僱主與僱員之間應有的信任關係,也可支持即時解僱,但如何應用須視乎事實(Hu Yangyong,第105段)。按該案事實,法院認為僱主並無充分依據即時解僱該名兼任亞洲區營運總監及董事的僱員,因此屬不當解僱(Hu Yangyong,第10及107段)。
把這些原則放回上述假設,應審慎處理。我們認為,若沒有其他情況,單是一段未披露但出於雙方自願的關係,不大可能是即時解僱的有力依據。僱主如能證明,行政總裁故意隱瞞,違反其明知的政策,或在有利益衝突下作出決定,其理據會較強,但結果仍取決於事實。僱主如早已知悉並容許有關行為持續,默許原則也有影響。
按通知終止合約及處理不當的代價
在符合法定限制的情況下,僱傭合約任何一方可隨時向另一方發出通知而終止合約(第57章第6(1)條)。《僱傭條例》第VIA部關乎僱傭保障,其中僱員的行為是僱主可提出的正當解僱理由之一(第57章第32K(a)條)。高層離職的爭議往往涉及款項,包括代通知金、花紅、尚未歸屬的股權及離職條款。Hu Yangyong案所述欠缺充分理由的解僱屬不當,針對的是不給予通知的即時解僱,並非所有按通知終止合約的情況(Hu Yangyong,第94(9)段)。支付代通知金,本身亦未能解決任何法定僱傭保障、歧視或使人受害的問題。該案判給的賠償包括損失工資及年終款項,申索期計至2020年5月31日,即一份固定三年合約的屆滿日。該合約除有充分理由外,不可提早終止,而僱主除爭議責任外,沒有質疑這兩項賠償。因此,這並非每宗高層解僱的標準賠償計法(Hu Yangyong,第12、119(1)、120及128段)。
行政總裁如兼任在香港成立的公司董事,《公司條例》(第622章)容許公司在股東大會通過普通決議,在任期屆滿前罷免董事,即使章程或公司與董事之間的協議另有規定亦然(第622章第462(1)條)。罷免須符合特別通知規定,亦須尊重董事陳詞及申述的權利(第622章第462(4)、463及578條)。私人公司有一項例外,適用於自1984年8月31日起一直擔任終身董事的人(第622章第462(2)條)。第462條並不剝奪任何人因終止董事委任,或因終止隨董事委任一併終止的其他委任,而應獲補償或損害賠償的權利(第622章第462(9)條)。因此,罷免董事職務,本身並不解決行政總裁按服務合約可獲多少款項的問題。
擬訂服務合約及股權計劃時,可把重大違反利益衝突及戀愛關係政策,明文納入「有因終止」(cause)的定義,並使不利離職條款(bad leaver)及追回款項條款與該定義一致。這些條款仍受《僱傭條例》第70條限制。任何僱傭合約條款,如意圖取消或減少條例賦予僱員的權利、利益或保障,均屬無效。我們亦認為,這些條款不會擴闊第9條所容許不給予通知或代通知金而解僱的理由(第57章第9及70條)。
僱主如在香港上市
上市法團處理僱傭事宜時,也須同時履行《證券及期貨條例》(第571章)下的披露責任。就上市法團而言,「內幕消息」指關於該法團、其股東或高級人員,或其上市證券或衍生工具的具體消息,而該消息並非普遍為慣常或相當可能會買賣該法團上市證券的人所知,但如普遍為他們所知,便相當可能會對上市證券的價格造成重大影響(第571章第307A(1)條)。任何內幕消息為上市法團所知後,法團須在合理地切實可行的範圍內盡快向公眾披露(第571章第307B(1)條)。證監會的《內幕消息披露指引》(2012年6月)把董事及(如適用)監事的變動,列為公司應考慮是否觸發披露責任的常見例子(證監會《內幕消息披露指引》,第35段)。有關行政總裁的調查或離職是否內幕消息,要按法定準則及具體事實判斷。
公司展開內部調查,本身不會自動獲得披露豁免。消息須符合某項適用的法定理由,單憑保密並不足夠。按第307D(2)條,上市法團只有在採取合理預防措施將消息保密、消息確實維持機密,並符合條文所列一項或多項情況的期間內,才毋須披露內幕消息。首項列出的情況是,消息涉及未完成的計劃或商議(第571章第307D(2)條)。指引把這些例外稱為「安全港」,並指出,暫不披露期間,任何內幕消息一旦從任何來源泄露,不論是否出於無意,安全港即不再適用,公司須公開披露(證監會指引,第68段)。如傳媒揣測、市場傳聞或分析員報告大致準確,而背後的資料構成內幕消息,亦很可能代表消息已不再保密,安全港因而失效,須公開披露(證監會指引,第79段)。此外,上市法團的每名高級人員,須不時採取一切合理措施,確保有妥善預防措施,防止公司違反披露要求(第571章第307G(1)條)。
指引亦指出,依賴安全港的公司,通常應擬備公告草稿,即使只是臨時公告,也須持續更新,以便一旦明顯未能維持保密,便可發布(證監會指引,第69段)。調查行政總裁行為如涉及內幕消息,調查委員會、公司秘書及負責披露的律師,應考慮及早擬備臨時公告。
現在值得查問的問題
- 政策。公司有否就匯報線內的戀愛關係訂立書面政策?政策有否明文適用於行政總裁及董事會?
- 披露途徑。行政總裁應向誰披露關係?由誰決定之後怎樣處理?
- 迴避紀錄。關係披露後,由誰決定較低職級一方的薪酬、考績及晉升?有否記錄?
- 投訴。可否繞過較資深的一方投訴?政策有否明言不容許報復投訴人及證人?
- 調查程序。誰負責調查針對行政總裁的指稱?如何記錄會面內容及確認筆記?如何按《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的保障資料原則處理錄音及訊息?
- 有因終止的定義。服務合約及股權計劃有否把違反利益衝突及戀愛關係政策納入cause的定義?
- 默許。高層如已知道某段關係,公司有否跟進,還是日後可能被指一直默許?
- 披露。僱主如屬上市公司,有否考慮事情是否涉及內幕消息?如暫不披露,有否備妥臨時公告?
結語
本文討論的香港條文,並非以有否戀愛關係作準則。實際上,問題往往關乎如何運用職權,包括某項性要求或其他涉及性的行徑是否不受歡迎、有人會否因提出指稱或提供資料而受到較差待遇,以及資深僱員有否按其對僱主的責任行事。判斷這些問題所需的證據,往往早在任何人預期會有爭議之前,已在訊息、考績紀錄及調查筆記中形成。
英偉達的新聞涉及美國公司及傳媒引述匿名消息的報道,本文不就此表示意見。對香港僱主而言,實際上更值得準備的是,約束行政總裁的披露及迴避政策、公平對待雙方的調查程序,以及清楚界定cause的離職條款。這些安排很可能比規定誰可與誰交往更有影響。
如需就香港的職場投訴、戀愛關係政策或高層離職尋求意見,歡迎聯絡戴圖斯律師行。本行的僱傭法律團隊就僱傭條款及爭議向僱主和僱員提供意見。
本文僅供一般參考,並不構成法律意見。文章按截至2026年11月12日的公開報道討論相關事件,並不假設任何報道中的指稱屬實,亦不預設所述事件的結果。本文不涉及美國或美國任何州的法律。個別情況應徵詢具體法律意見。
